进入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商业化”愈演愈烈。后现代的大旗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怎么都行”。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一切都可以恶搞……平淡无奇又要寻求刺激，于是后现代艺术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刺激人们逐渐麻木的审美感官。这就是“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
“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剧全部演出加在一起还没一部美国大片卖得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电视天气预报里；女子十二乐坊不是回归古典，而是超级女声的丝竹版……”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在宁波举行的“江海文化论坛”上提出，过度商业化正使我们的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这一言论，引起不少网友注意。
近日，赵士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使文化领域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失范、信仰崩溃，过度的商业化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糟粕都汇集到了一起，制造出一个个文化的垃圾箱。
赵士林：所谓“过度商业化”，指的是丝毫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一味追求商业价值，唯利是图地攫取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过度商业化”迎合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低层次欲望，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恶俗化、低级化。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商业化”愈演愈烈。后现代的大旗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怎么都行”。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一切都可以恶搞……平淡无奇又要寻求刺激，于是后现代艺术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刺激人们逐渐麻木的审美感官。这就是“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
在“过度商业化”的潮流中，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大量糟粕，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由于中国是在全球化时代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上形成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共生的奇异景观，各种价值观互相碰撞、冲突、纠结。
赵士林：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学术教育这个高端文化领域。真正的学者都耐得住寂寞，但当下的学者，却出现了学术产品低水平重复、剽窃抄袭、伪造学历等问题，这不外乎是想尽快获得学术地位，从而兑现成社会地位乃至商业利益。最高端的学术教育文化领域被如此侵蚀，后果十分可怕，因为“象牙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一个民族的精神品位。
大众文化领域更被“过度商业化”侵蚀得千疮百孔。大众文化领域也是有底线的，比如不能恶俗，但现在我们对恶俗是不干预的。比如说凤姐、芙蓉姐姐等现象，把炫耀丑、炒作丑当作趣味，这就很恶俗，是在误导、毒化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
赵士林：我觉得是真善美。我们可以培养文化氛围，比如让大家多听听肖邦，多看看冰心。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能创造出既有市场又有品位的作品，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让大家都去听肖邦、看冰心，就是去看看金庸也不错。
美国好的商业大片也是有意义追求的，例如《泰坦尼克号》，片子结尾男主角把心爱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死去了，这就是回归温情和挚爱。还有《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英雄主义和生命尊严。文化艺术总要有一个底线，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坚守，任何时代都不能歌颂西门庆。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曾提出“暴发户式审美”的说法：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般乱撞，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作“现代秀”。感觉现在和“美好生活”挂钩的东西都要贴上“洋标签”。您有同感吗？
赵士林：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得承认，人家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比我们发达。对很多人来说，“洋标签”就是“可靠”的标志。为什么崇洋？因为“洋”有可“崇”的东西。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什么都不用讲，老老实实把国货质量搞上去。二战之后日本曾面临经济崩溃，但后来一些日本品牌都超过了美国，就是因为人家的东西质量好。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总想着不按套路出牌，哪管什么诚信？中国人为不诚信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恰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
中国青年报：对于“洋标签”泛滥，有人说，这与我们不重视本民族文化，没有着力推广民族文化有关，比如现在听交响乐的人比听民乐的多。您认为呢？
赵士林：我们应该在世界视野中审视传统、发展传统。拿服装来说，让大家都去穿汉服、唐装、清朝大褂，说这是弘扬传统，没太大必要。我们大可在时装潮流里融进中国元素。比如立领的中山装我就很喜欢，那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像旗袍演变过来的半身装，有现代的样式感，装点一些中国元素，也非常好。
有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我很赞同，叫东西整合。我十分喜欢冯友兰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东圣西圣，心同理同。”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都应该这样，不能说“就得中国的”或者“就得西方的”。
除了东西整合，我们还要古今整合。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当然要有，但那是博物馆艺术，比如京剧、昆曲要保留，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样式。
古典艺术也可以焕发出现代价值，我们可以在现代生活中整合它，将它融合进现代的审美。像古典诗词，今人很少再去写什么五律七绝，但它们的意境同样可以化进今天的流行歌曲。例如，方文山的《青花瓷》，“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既现代，又有古风。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也非常好，“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再如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这句非常好啊，“宛在水中央”来自《诗经》：“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三千年前的诗，不也那么成功地融化进现在的歌词里了吗？
中国青年报：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版权的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为10∶1。可见，和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我们在文化贸易这个门类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
赵士林：以美国为例，现在美国的形象很多是靠文化产业树立起来的。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它的文化了不得。美国电影的产出量只占世界电影的7%，放映量却占世界的50%。文化产业在美国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了。新媒体，包括电影和出版物，给美国带去的产值，仅次于他们的军工业。
不仅仅是美国，如今很多国家都强调要“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亲自担任英国创意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比较起来，中国的文化领域现在远远落后了。我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应该提出“文化立国”，将“文化立国”或“文化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谈到“文化立国”，又有很多问题要正视。例如我们讲“文化走出去”，怎么走出去？外国人得喜欢、得接受啊。《功夫熊猫》等大片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讲述的是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故事和理念。民族文化怎样才能振兴？你得符合世界潮流，你得会讲故事，别老那么概念化。
还有，我们总讲“文化要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大障碍。文化管理现在是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去年甚至发生了两个主管文化的部委为了一个网络游戏的管辖权公开发生冲突的事件。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产业怎么立得起来呢？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商业化”愈演愈烈。后现代的大旗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怎么都行”。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一切都可以恶搞……平淡无奇又要寻求刺激，于是后现代艺术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刺激人们逐渐麻木的审美感官。这就是“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
“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剧全部演出加在一起还没一部美国大片卖得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电视天气预报里；女子十二乐坊不是回归古典，而是超级女声的丝竹版……”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在宁波举行的“江海文化论坛”上提出，过度商业化正使我们的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这一言论，引起不少网友注意。
近日，赵士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使文化领域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失范、信仰崩溃，过度的商业化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糟粕都汇集到了一起，制造出一个个文化的垃圾箱。
赵士林：所谓“过度商业化”，指的是丝毫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一味追求商业价值，唯利是图地攫取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过度商业化”迎合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低层次欲望，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恶俗化、低级化。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商业化”愈演愈烈。后现代的大旗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怎么都行”。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一切都可以恶搞……平淡无奇又要寻求刺激，于是后现代艺术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刺激人们逐渐麻木的审美感官。这就是“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
在“过度商业化”的潮流中，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大量糟粕，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由于中国是在全球化时代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上形成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共生的奇异景观，各种价值观互相碰撞、冲突、纠结。
赵士林：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学术教育这个高端文化领域。真正的学者都耐得住寂寞，但当下的学者，却出现了学术产品低水平重复、剽窃抄袭、伪造学历等问题，这不外乎是想尽快获得学术地位，从而兑现成社会地位乃至商业利益。最高端的学术教育文化领域被如此侵蚀，后果十分可怕，因为“象牙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一个民族的精神品位。
大众文化领域更被“过度商业化”侵蚀得千疮百孔。大众文化领域也是有底线的，比如不能恶俗，但现在我们对恶俗是不干预的。比如说凤姐、芙蓉姐姐等现象，把炫耀丑、炒作丑当作趣味，这就很恶俗，是在误导、毒化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
赵士林：我觉得是真善美。我们可以培养文化氛围，比如让大家多听听肖邦，多看看冰心。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能创造出既有市场又有品位的作品，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让大家都去听肖邦、看冰心，就是去看看金庸也不错。
美国好的商业大片也是有意义追求的，例如《泰坦尼克号》，片子结尾男主角把心爱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死去了，这就是回归温情和挚爱。还有《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英雄主义和生命尊严。文化艺术总要有一个底线，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坚守，任何时代都不能歌颂西门庆。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曾提出“暴发户式审美”的说法：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般乱撞，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作“现代秀”。感觉现在和“美好生活”挂钩的东西都要贴上“洋标签”。您有同感吗？
赵士林：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得承认，人家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比我们发达。对很多人来说，“洋标签”就是“可靠”的标志。为什么崇洋？因为“洋”有可“崇”的东西。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什么都不用讲，老老实实把国货质量搞上去。二战之后日本曾面临经济崩溃，但后来一些日本品牌都超过了美国，就是因为人家的东西质量好。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总想着不按套路出牌，哪管什么诚信？中国人为不诚信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恰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
中国青年报：对于“洋标签”泛滥，有人说，这与我们不重视本民族文化，没有着力推广民族文化有关，比如现在听交响乐的人比听民乐的多。您认为呢？
赵士林：我们应该在世界视野中审视传统、发展传统。拿服装来说，让大家都去穿汉服、唐装、清朝大褂，说这是弘扬传统，没太大必要。我们大可在时装潮流里融进中国元素。比如立领的中山装我就很喜欢，那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像旗袍演变过来的半身装，有现代的样式感，装点一些中国元素，也非常好。
有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我很赞同，叫东西整合。我十分喜欢冯友兰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东圣西圣，心同理同。”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都应该这样，不能说“就得中国的”或者“就得西方的”。
除了东西整合，我们还要古今整合。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当然要有，但那是博物馆艺术，比如京剧、昆曲要保留，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样式。
古典艺术也可以焕发出现代价值，我们可以在现代生活中整合它，将它融合进现代的审美。像古典诗词，今人很少再去写什么五律七绝，但它们的意境同样可以化进今天的流行歌曲。例如，方文山的《青花瓷》，“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既现代，又有古风。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也非常好，“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再如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这句非常好啊，“宛在水中央”来自《诗经》：“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三千年前的诗，不也那么成功地融化进现在的歌词里了吗？
中国青年报：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版权的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为10∶1。可见，和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我们在文化贸易这个门类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
赵士林：以美国为例，现在美国的形象很多是靠文化产业树立起来的。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它的文化了不得。美国电影的产出量只占世界电影的7%，放映量却占世界的50%。文化产业在美国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了。新媒体，包括电影和出版物，给美国带去的产值，仅次于他们的军工业。
不仅仅是美国，如今很多国家都强调要“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亲自担任英国创意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比较起来，中国的文化领域现在远远落后了。我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应该提出“文化立国”，将“文化立国”或“文化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谈到“文化立国”，又有很多问题要正视。例如我们讲“文化走出去”，怎么走出去？外国人得喜欢、得接受啊。《功夫熊猫》等大片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讲述的是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故事和理念。民族文化怎样才能振兴？你得符合世界潮流，你得会讲故事，别老那么概念化。
还有，我们总讲“文化要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大障碍。文化管理现在是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去年甚至发生了两个主管文化的部委为了一个网络游戏的管辖权公开发生冲突的事件。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产业怎么立得起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