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团组织协作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群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研究公共治理问题，为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寻找到一种基于“关系”的解释路径。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以社会网络本身及其各个行动者间的关系和网络的运行机制为研究的切入点，［1］认为任何行动者都参与到多个行动者构成的社会环境中，而这将对行动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2］由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是关系数据，在量化之外加入了关系互动结构的分析，所以这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具有高度的契合。由此，本文运用这一方法对群团组织的协作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描述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的网络结构、特征，突破群团治理单一主体研究的瓶颈，为群团组织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认识视角和实践参考，推动群团组织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力求解决以下问题：（1）群团组织协作网络关系的结构和特征是什么？（2）群团组织中各主体的结构地位是怎样的？（3）在群团改革中，如何有效地整合群团组织，提升其协作治理的绩效？
本研究以C市群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C市作为中央确定的群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在群团组织建设中一直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发展态势。本文群团组织界定，以2006年中组部、人事部（后并入人社部）联合印发《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和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依据，将群团组织界定为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统称。本研究以群团组织参与区域治理的频度和效度为标准，并参考C市群团组织发展情况，将以下15个群团组织确定为分析样本：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gh）、中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gt）、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机关（fl）、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wl）、中国作家协会机关（zx）、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机关（kx）、中国法学会机关（fx）、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机关（xx）、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机关（cl）、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hx）、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机关（sj）、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机关（sz）、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zs）、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机关（gs）、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机关（js）。
就研究的时间节点而言，2000年12月，中办、布《关于印发〈21个群众团体机构改革意见〉的通知》，推进群团组织机构改革。因此，本文以2001-2015年为区间作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
本文的主要研究数据来源于C市群团组织间的合作协议和群团组织间的互动观察数据。群团组织间的合作协议，主要是C市市委、市政府和各个群团组织出台的群团组织发展的相关文件和实施的具体措施，还包括群团组织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项目。群团组织之间的互动观察数据主要是C市群团组织之间的互访和业务交流，群团之间在共同事务上的合作、联席会议等。值得注意的是，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网络属于无向网络，不对数据的衡量进行方向性区分。通过系统的收集分析，课题组整理了2001-2015年间C市15个群团组织协作互动数据（见表1）。
本研究借助Ucinet软件，对群团组织协作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进行测量，分析其特征和结构。同时，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和Ucinet的绘图工具所描绘的群团组织间可视化的协作网络，描述群团组织之间的结构状态和互动方式，以期对下一步群团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C市群团治理协作网络共有15个节点，把表1的矩阵数据导入Ucinet6.560软件的NetDraw绘图工具可以生成C市群团治理协作网络的可视化网络（图1）。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和表达，图1中的各个群团组织的名称用汉语拼音字母进行标记。图1中箭头表示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通过C市群团组织治理协作的可视化网络可以清晰地描述出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
通过协作网络可视化分析，C市群团组织协作网络辐射线较为离散，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协作网络，各个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治理关系较为疏离，协同治理不够，并未形成较高的网络治理绩效，这是目前群团协作治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具体而言，C市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机关直属机构，作为组织和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组织，孤立于群团治理协作网络之外，与其他群团组织联系较少。C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新闻工作者协会机关、法学会机关、职业教育社机关等由于都是专业性比较强的群团组织，其工作和联系范围往往只局限于本行业内，也相对缺少与其他群团组织的协作关系，处于协作网络的边缘地带。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科协等10个群团组织协作关系比较紧密，集聚程度较高，尤其是工会、妇联、共青团三个群团组织具有非常高的协作治理关系。由此可见，2015年，中央首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作为群团改革的试点，着力培育三家群团组织在基层的互联互通和协作平台的构建，主要是由这三家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的关系度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试点之后，如何以工会、妇联和共青团为协作治理平台促进群团协作治理的实现是群团改革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整体网络密度主要用来描述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C市群团组织协作的整体网络密度指群团组织协作网络中各个群团间实际拥有的关联数与理论上拥有的最大可能关联数之比。网络密度值在0与1之间分布，该值越接近1则代表群团组织间的关系越紧密。总的来说，整体网的密度越大，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的态度、行为等
产生的影响也越大。联系紧密的整体网络不仅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同时也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力量。［3］运用Ucinet6.560软件对2001-2015年间C市15个群团组织整体网络密度进行计算，结果是0.381。这表明，C市群团组织的整体网络密度不高，换言之，C市群团组织间的关系不紧密，缺乏协作性，没有形成合理的协作治理网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情景下，C市的群团治理在互联互通和协作治理的深度和幅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下一步群团改革的重点。
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叫作网络中心度，主要来描述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拥有权力的程度，也就是说，网络分析者是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定量地界定权力的，并且给出多种关于社会权力的具体的形式化定义，即各种中心度和中心势指数。［4］社会网络分析往往采用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三个测量结果来描述具体的“关系”（权力）。换言之，在群团组织协作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群团组织相对于其他群团组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支配权，是一种自身“关系”（权力）的表达。
点度中心度具体描述网络中某个点与其他点联系的数量。它可以具体测量出C市群团协作网络中各个群团组织的联系度，从而衡量各个群团组织的交易能力。群团组织的点度中心度越高，说明它在协作治理中越处于中心位置。运用Ucinet6.560软件对2001-2015年间C市15个群团组织点度中心度进行测量，表2列出了它们的具体数值。通过表2可以看出，C市群团组织点度中心度成阶梯形分布，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点度中心度较高且均衡，处于协作网络的中心位置。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工会、妇联和共青团一直以来是我国发展比较成熟和具有枢纽特性的群团组织，具有会员规模大、覆盖面广的显著特征。例如，C市的工会、妇联和共青团都有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都在文件中不同程度地提出建设枢纽型群团组织。工商联、残联和科协等群团组织处于第二梯级，分布相对均衡，这意味着它们的交易能力也较强，主动接近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的核心资源，积极实现跨群团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新闻者协会和法学研究会等群团组织处于第三梯级，往往进行一些自身专业领域的交流活动，具备较低的交易能力，偏离于核心群团资源之外。这也恰恰说明，下一步群团改革的重点就是如何调动这些群团组织的积极性，拓展它们的扩散效应。
刻画行动者个体中心度的指标是中间中心度，它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最短的途径）上，该点就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在此意义上说，它起到沟通各个他者的桥梁作用。［5］从表2可以看出，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的中间中心度较高，也相对均衡，在协作中处于“中介人”的角色，确立了三者枢纽型群团组织的角色，越来越多的群团交流依托它们开展，起到了重要的协作承接和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工商联和红十字会的中间中心度相同，也较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人”，越来越多的群团协作在这两者基础上展开。例如，C市工会构建了三方四家的劳动关系联席会议制度，工商联就是重要的参与者。
本研究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C市15个群团组织协作网络进行了分析，系统回应了本文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得出如下结论：C市群团组织协作整体网络密度不高，协作联系较少。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作为三大核心群团组织，在C市群团协作治理中辐射作用和中介作用非常突出，逐渐承担了群团协作治理的“中介人”的角色，属于枢纽型群团组织，在协作关系网络中起到关键链接和中介作用。然而，整体来看，C市并未形成多中心的网络结构，网络内部的协同效应不明显，需要在下一步群团改革中重点关注。
C市作为群团改革试点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公共事务方面需要群团组织协同治理，实现群团组织职能，并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进一步在群团改革中提升各个组织的协同能力。具体而言，下一步的群团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关注：
协同治理，既是一种协作过程，也是跨部门合作体制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协同治理框架，是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基础。［6］群团组织在党委的领导下构建协同治理框架，具体包括政策协同框架、平台协同框架和具体实施框架。就政策协同框架而言，地方党委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筹建群团工作理事会，党委专职副书记统领理事会工作，22家群团参与，负责制定协调、统一、高效的群团发展政策，对接上级群团组织，加强沟通协调，实现群团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和政策协同化。就平台协同框架而言，以工会、共青团、妇联为核心，打造枢纽型群团组织体系，形成群团工作平台，就区域发展的共同议题和群众关注的共同话题进行平台化协作，将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对接，实现多元参与，协同治理。就具体实施框架而言，各个群团组织围绕政策协同框架制定具体行动方案，确认可测量的近期、中期和远期行动，聚焦主业，精准定位，并纳入平台协同框架，形成各方共同的行动方案。
“协作机制的设置不是基于一个中心权威之上，因此不能由一个单一的组织目标来指导。这种设置中管理者的首要活动就是选择适当的参与者和资源，创造网络的运行环境，想方设法应付战略的和运行的复杂性。通过协作，每个参与者树立并维持了他的或她的权威，同时又与其他人一起管理。”［7］群团工作理事会通过科学的分析与决策，形成区域性的群团工作规划，并确定相应的活动类型和类别（例如精准扶贫、职工转岗等），减少群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资源的合理匹配，保证整体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群团协作治理的项目制，将具体的规划变为项目，具体描述协作的要素与步骤，明确利益相关人和公众的利益划分与补偿，实现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平等参与，推进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有机统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参与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对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一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让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意识到当下的管理活动单靠某一部门完成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8］网络技术既是协作治理的成因，也是协作治理达成的重要条件。“互联网+群团”基于先进技术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了适时合作的数字化革命，［9］降低群团协同治理的成本，搭建便捷的交流沟通平台，提升回应群众诉求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省级党委政府要打造一体化的“互联网+群团”，既能实现群团内部的交流沟通，又可以直接对接群众回应群众诉求，强调信任、共享和创新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不断推动协作治理的互动性、协商性和合作性。
在协作治理中，必须以公民为主体、为中心。公民参与就是在一系列利益、制度、网络中，发展公民身份，并有意识地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参与到治理过程中。［10］群团组织改革必须坚持“服务群众的工作生命线”，突出群众性，增强群众观念，维护群众的利益，建立以群众为中心的协作治理模式。群众性，是群团组织共有的特点和行为目标，是协作治理的基础和原动力。首先，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协作决策模式，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纳入协作治理之中；其次，建立以群众参与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为群众参与群团治理提供便捷的通道；再次，引入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客观、准确考核群团协作治理绩效。
［作者简介］张波（1981-），重庆市行政学院《重庆行政》编辑部编辑，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群团组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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